与胡媛媛的对话
本期对话是弄空间与艺术家胡媛媛一同探讨展览项目《无关事件》的创作历程和她的艺术思考,邀观众一起探寻在当下悬而未决的局势中如何理解自身与生活、世界以及自己的关系。
(下文中弄空间简称“L”,艺术家胡媛媛简称“胡”)
L:阅读和写作如何影响着你的创作?这种影响是当下而直接的,还是长时段和间接的?能否用具体的一两件作品为例,来说明这种影响?
胡:看书、写日记、画画,对我而言三者并非三种分工不同的活动,而是同一日常行为、习惯性行为。我喜欢看纸质书和写纸质日记,执着于纸张的质感与书写动作本身,它们可以让我保持平静、平和,可以在日复一日的持续中认识情绪、厘清困难。三者之间的互相影响,我认为是长期的、渗透的、生命状态的。另外,我也很喜欢看电视,如果在休息的时候,我会盯着电视看很久,广告、片头、片尾都不会跳过,只是想让自己完全处于静止状态:我在接收信息,但同时,我在休息中。
比如作品《截止日期》,源自我日记里每天给自己列出的待办事项与时间节点;《“总结”的片段》是出于对标准化“年终总结”的抗拒,我拒绝用一定格式规范的文档、量化成果去定义、证明一年的价值,所以选择用绘画整理整体叙事、视角与关系;《蒙东煤炭外运“灯泡线”》则是我在电视上看新闻时,无意捕捉的一个新闻画面。
截止日期(Deadline)
2025,布面综合(炭笔、炭条),40×50cm
“总结”的片段(“Summary” fragments)
2025,布面综合(油画棒、色粉、炭条),40×50cm
L:看新闻联播,并以此作画,是否有意识到新闻联播作为国家媒体是带有一定倾向性和引导性的。这样一来作品是不是很客观?
胡:新闻联播的某种倾向性、引导性在我看来是媒介传递信息的固有属性,是话语权力在公共传播中的投射。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我正在看的一个英剧《The Capture》,“真相捕捉”里国家核心部门对“真相行动”的“修正”。我在看新闻的过程中,或者思考新闻与作品的联系时,其实这些表达是记录,是转述、再述,都不是纯粹的“复刻”,新闻所呈现的,是特定视角下的现实切片,是想让我们看到的那部分。无论如何,都不可能实现绝对的客观,因为“事件客观性”是一个相对情况。所以,客观与否不会让我困扰,同时,我也不会去逃避事件的本真面貌。我是保持中立的。我在乎和保留的是事件如何变成语言,语言如何存在,从而反思我们共同的处境,我们能尽可能的做些什么。
L:你会使用新闻报道的图像作为创作参考,而且通常它们都是关于战争的场景,这些图片打动你的原因是?
胡:我对新闻图像的关注,并不局限于战争场景,而是广泛涉及社会事件、工程建设、政治议题等现实场域。我并非迷恋冲突与暴力,而是在这些图像中直面现代性条件下普遍的生存境遇,真实的苦难、生命对稳定与体面的本能追寻,以及个体在宏大政治秩序、历史结构与社会机制面前的有限性与内在尊严。这些苦难并不专属某一群体、某一国家,而是属于每一个具体的人。苦难本身并不必然导向虚无与绝望,反而成为生命韧性与存在意志的证明。
在观看与思考中,我得以跳出个人情绪、内在叙事与局部经验,以更宏观的视野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。人始终置身于历史、政治、社会、时代、意识形态等构成的整体结构之中,既受其塑造,也在其中确证自身。人类彼此依存,共同承受着文明的裂隙与创伤。
美国媒体公布画面(The US media released the footage)
2026,布面综合(丙烯、色粉、炭条),70×100cm
L:在你创作的不同系列绘画中,有一些标题非常直接,用一种客观的语气描述了事情的地点和性质;另外一些作品标题却充满了诗意。你如何让看待这种不一致?以及,你如何看待作品与标题之间的关系?
胡:一部分标题保持客观、直白,仅陈述事件与现实语境,是为了让作品回归事实本身,保持一种完整的纪实性。另一部分标题偏向隐喻与诗意,是为了表达语言的内在体验与感受。这个“不一致”依据作品所表达的对象来定。
标题并不是事后说明,而是从语言层面为视觉提供一些想象与思考的空间,使文字与作品形成一种互文关系。
L:你的作品总是与现实发生着紧密的联系,但是你又总是在画面中跟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,这么做的原因何在?你如何在美学与现实之间维系一种平衡的?
胡:我不想深陷于任何介入式的争论、冲突之中,保持一定的距离,会让我更加的清醒。现实的很多问题被既定的叙事与话语逻辑所裹挟,只有保持距离,才能尽可能看清本质的东西,才能实现一定层面的冷静思辨。现实中,处处是喧嚣与沉默、喜悦或悲伤,“人”的矛盾与存在的困境会一直伴随着整个生命。
这种平衡,我认为是不刻意去把二者作严格区分。现实的问题、现象、行为、经验都是彼此共存的底色,它们是朴素的、庄重的。我用画画的方式去进行恰当的表达,画画只是一个表达方式,就像社会学家探讨社会问题、作家用文字建构世界、音乐家用旋律传递感受一样。不沉迷于形式、图像或技法的堆砌,用贴合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,便已足够。
美以将加沙局势推向何方(Where will the US and Israel lead the situation in Gaza?)
2025,布面综合(炭笔、炭条、色粉),40×50cm
以军近日袭击黎巴嫩画面(The recent attack by the Israeli army on Lebanon)
2025,布面综合(炭笔、炭条、色粉),40×50cm
L:日常生活中偶然相遇的物体,它们是如此琐碎,平凡到不值一提;另一方面,又是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。你创作中这两个系列在“价值”方面的对比很耐人寻味。在你看来,这两者之间存在联系吗?
胡:我认为这两者之间变化的不是事物本身,而是观看的距离与视角。重大事件可能是阿伦特笔下公共领域中权力与复数性的集体显形,它揭示历史叙事与秩序规范如何建构、界定并塑造人的境遇。而日常之物,是落实到个人栖居之中的平凡生活。从根本上来讲,看似处在两端的对象,其实具有同等的存在重量。它们是同一存在结构在不同尺度下的可见。
L:你的作品给人的印象是调子比较“灰”,通常来说,边缘线处理的也比较柔和,你刻意制造出这种较弱的对比关系,是希望传达一种什么样的信息?
胡:可能是某种接纳复杂事情、复杂关系的温和与克制吧。我已明确“消失”的边界,无论是自我与旁人的疏离,还是时间给予的“轻与重”,我认为都是短暂的,我想把所有的理解、阐释、成立与否隐藏在一种气息里,只表现感觉。
L:你如何看待色彩……呃,因为你在作品中使用色彩是很克制的。过多的色彩会削弱你作品所要传达的信息吗?
胡:丰富多彩的颜色会让我有一些不适应,从小到大都是。颜色总是过于绚烂、不够稳定,或者有太强的侵略性。如果让我选择我最喜欢的颜色,我说不上来,我只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颜色,以及作品中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颜色。就像我喜欢北方的天气。
L:在你的作品中,大量的使用了炭笔、粉笔或者蜡笔之类的材料,你认为这是绘画的某种趋势吗?还是说,这些材料更适合你的个人表达?
胡:“趋势”这个词对我而言略显沉重了,我只是觉得这些材料适合我的表达,与我关注的对象、内心状态之间有着一些契合。炭笔、粉笔或蜡笔等材料的质感,直接又含蓄,朴素且温和,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。另外,会有一些熟悉与亲切感在里面,小时候刚开始画画时,便是用蜡笔、炭笔在纸上进行涂抹,长大一点会在黑板上画黑板报,有时候老师会让我在黑板上回答题目或者做一些板书。
伊朗核设施资料(Lranian nuclear facilities information)
2026,布面综合(油画棒、炭条),100×100cm
L:你的绘画中有一种松弛感,一种点到为止的克制,在国内,艺术学生通常要经历很严格的写实训练,而艺术家们常常对此有一些抱怨:要成为艺术家,要先把这些训练统统忘掉。可是对你来说这种松弛感好像自然流露出来的一样。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?
胡:我认为训练是很重要的,但重点在于哪种训练适合自己,以及朝怎样的方向进行训练。有的可能是依托学院派的写实体系,有的是依靠自己的自学能力。训练其实包括了审美判断力的积累、视觉经验与表现手法的积累,意志力的锻炼,以及有方向、有目标的去完成一件事情等等。训练的重要前提是要有清晰的认知与取舍能力。我不认为艺术家要完全遗忘这些训练。
松弛感,可能是因为我的性格吧,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,想要什么。希望自己可以更专注、更从容的去探索,并坚定的走向精神性的、反思性的表达。
L:你的绘画跟传统的绘画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在哪里?
胡:我更看重绘画的议题与观念。我希望我的绘画是发生的、未完成的,是对意义如何产生、如何被强加、被悬置的思辨本身。之前我在一本关于诗歌的书里看到一个古希伯来语词汇,“达巴尔(dabar)” ,它有两层涵义,一是指词语,二是指事件。现实中,很多事件作为存在的痕迹,它是沉默的,是被忽略的必然,是事件的某种事实,它们先于词语、阐释、价值判断。我所做的,只是对事件的记录与相应的思考,我认为这是我们与世界最朴素的对视。
L:在你的作品中,似乎有一种对“空性”的表达,当然这是我的主观感受。你有受到东方传统观念或者美学的影响吗?
胡:我的作品呈现出的空旷、留白与克制,确实容易被理解为“空性”,这可能更多源于我对“虚”与“静”的理解吧,以及内在心性的自我要求。中国哲学强调虚以受物、静以观心,虚静才能观万物之本然,容纳真实,直面存在本身。在创作过程中,我始终让自己处于清醒自觉的状态,主动剥离多余的表象,拒绝过度的描绘与刻意的渲染,让精神在画面延伸处自然显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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